云居寺中的房山石经

云居寺在北京市房山县西南，规模宏大，雄伟壮观。据载，隋大业中，即距今一千四百年前， 僧人静琬来此，见石质精美，发愿取石刻 ，开调后，历唐、辽、金、元、明一干余年间，续有刻制，截至现在，共得经石一万四千三百一十二块，镌字数干万。云居石经又称房山石经，分大碑小版两种。大碑四千一百十九条，每条高二米左右，宽二尺余，一般大碑刻字五六干。

此种碑石多刻于隋唐两代， 分存于山顶九个洞内。刻满一洞， 即塞石锢铁， 以期久存。九洞中最大一洞名雷音洞，石碑若干， 叠砌洞内， 洞中并植石柱四根，柱身有浮雕佛像一千零五十六躯，名千佛柱。小版共一万令八十二块，每块长二尺五寸左右，宽一尺五寸左右，两面刻字，每国有字约五百。此种版石多刻于辽金两代，全部窖存于两塔旁地穴内，一九五六年出土。

出土以后，经过几年整理，连同山顶各洞大碑， 共有经石一万四千余块，共刻有佛教大藏经，包括经(佛说)、律(戒规)、论(经义解释)-千一百二十二部，共三千五百七十二卷，字数以千万计，洋洋大观，堪称世界一最。必须说到，辽金所刻石经，看来原以《契丹藏》为底本，现《契丹藏》早已失传，近年来山西应县发现了《契丹藏》残卷，拿来与房山石经对照，完全相同。

房山石经很好地保存了《契丹藏》佛经，这在世界佛经史上是一件很大的事，应当大书特书。其次，石经各碑版字迹十分端庄秀丽，显系出诸名家之手，刻工;海、亦多纯熟流畅。荟萃历代书家经意之作，百花争妍，先后相辉。过去少为世人所知，当系拓榻甚少使然。各石至今历千百年，因石质坚润，长眠岩洞地下,得以基本上完好无损，特别是地穴内各版损泐极少，实为幸事。

据说静琬刻经，目的在于藏经。其时当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先后两度废禁佛教以后，隋代虽大事兴佛建寺，但世间盛传佛教将再度遭劫，为了保存佛经不至绝减，静琬发愿刻经于石，藏之名山石室，所谓“永留石室，劫火不毁。使千载之下，惠灯长照，万代之后，法炬恒明”。静现在题刻中并且规定，须在劫事再起，世间经典废绝，始许出世作为重新流传之范...

这样，努力从事锈刻三十余年，直至贞观十三年(39年)卒世为止。接着弟子徒孙相继刻制，中唐时期卢龙节座使刘继、刘总父子也曾出资续刻，辽金时代得朝廷资助，刻制规模更大，元明两代亦继续修理补刻。关于云居石经,明人曹学佺，石景芬，清人朱彝尊,法国人贝雅尔， 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都有若干记述。

惟塔旁窖藏和经版，在一九五六年出土以前，鲜为世人所知。 必须特别提到，经专家推断，碑中有若干条碑，可能为创始人静琬所书，其字迹颇似有名的龙藏寺碑。

龙藏碑书于隋初开皇六年(586年)，早于大业间静琬始刻字二十年。此碑康有为誉为“秀韵芳情，馨香四溢”，它综合分隶，荟萃名家，结构整洁，风度端凝，实为隋碑第一，亦为初唐各家先导。从静琬书风看，似颇受龙藏影响。初唐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荫稷诸人亦莫不受其影响。总之，刻制云居石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它是世界上最早、最全、保存最好的石刻大藏经。刻经的规模，远超过北齐的响堂山摩崖石经和泰山经石峪刻经。

其艺术价值应当看作同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相伯仲。云居石经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它汇集千多年来无数书家的笔迹，同属真书，同样规格，而书风各异，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真可谓集我国楷书之大成。云居寺所在之山属燕山支脉， 朝夕云雾氤氲，缭绕山周如带，故原名白带山。后因贮有经石，亦称石经山。史载古寺倚山而筑，背倚苍岭，面映绿水，前后殿堂六进，级次而登。寺内香火盛时，有僧众八百名。香积厨巨大铜釜两个，至今犹绿锈班斑，弃置在荒砾之庭。抗战期间，寺被日军炸毁。所幸摄有照像，中日邦交恢复后，日方将当时照片送回。据报载，重修云居寺第一期工程告竣，欣喜之余，特将去年游寺归来所记，公诸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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