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鼎盛时期中央治藏政策的推演与完善
发布时间：2023-09-20 03:11:17作者：法华经讲解网七世达赖掌政与摄政制的建立
1751年清王朝平息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后，颁行“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确立了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专主的行政体制。从此，达赖喇嘛登上政治舞台掌管政事，政教合一，和驻藏大臣一起共同领导监督噶厦，杜绝了噶伦等世俗官员“擅权滋事”的可能。
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是清朝皇帝下旨批准执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的第一位宗教领袖。乾隆皇帝在给西藏僧俗大众的敕谕中说：“持金刚达赖喇嘛为雪域藏地唯一怙主，大皇帝为宏扬佛教和一切众生安宁，如往昔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一样，一切授权于持金刚达赖喇嘛，尔上师、僧众和第巴官员等藏地一切僧俗，若感戴圣恩，虔心尊敬达赖喇嘛，则时时福乐；倘若违之，大皇帝法令严明，汝等务必慎之，须善取舍，永享福乐。”①这里，乾隆帝明确指出了今后西藏的一切事务，都须由达赖喇嘛亲自过问，谁若违抗朝令，必受严厉制裁。为了提高达赖喇嘛的权威，乾隆帝还特赐格桑嘉措象征权力的金印一颗，其印文同顺治皇帝赐五世达赖之金印印文一样，授权他全权处理藏事。
以往，在噶厦政府中，四名噶伦均由俗官担当，排斥僧人。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后，四噶伦中之公班第达，策凌旺扎勒、色玉特色布腾，认真办事，听命朝廷，惟布隆赞一人，年老双目失明，难以复用。四川总督策楞向乾隆皇帝乞奏，可否允其达赖所请，补放一名“通晓黄教”的喇嘛尼玛嘉木灿任噶伦，这样噶伦就由三俗一僧组成，可以直接传达达赖的指令，使僧侣直接参与政权的管理。乾隆帝同意了策楞的奏请，并传谕四噶伦，“今藏内已经平静，噶隆事务不可一人专办，特令总督策楞拣选贤能，仍照旧例，分设噶隆四员，公同办事。尔等当感戴朕恩，尊敬达赖喇嘛，和衷协力，黾勉供职。勿存私意，致生猜疑，勿分彼此，互相瞻顾。遇有紧要事务，禀知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②
七世达赖喇嘛从1751年起总领西藏政教事务达7年，始终不忘与驻藏大臣配合，积极贯彻中央各项政令。他为安辑地方，防准噶尔来犯，曾与驻藏大臣相商，指令噶厦在藏北设卡防兵，为了减轻百姓的差税负担，他还授权噶厦查验了各地僧俗领主的领地，重新颁发封地文书，减免徭役，使西藏“数年以来，甚属安静无事”，人民生活稳定。他还十分关心西藏教育，在拉萨设办僧官学校，不断向噶厦下属之各宗派遣僧官，并在布达拉宫脚下建手工作坊，网罗精通雕塑、书法匠员，培训各类人才，为光大西藏佛教文化做出贡献。
晚年，七世达赖身体多病，引起乾隆皇帝的担忧，他命章嘉呼图克图领在京喇嘛为达赖安康作祈祷，派乾清门侍卫护送两位名医赴藏为达赖治病。尽管名医精心用药，终未能治愈。
第穆六世呼图克图担任摄政前后20年。他组织大众修建七世达赖喇嘛灵塔，后来又协助章嘉呼图克图，与六世班禅一起，成功完成了七世达赖转世灵童的寻找与认定工作。第穆一生勤政廉洁，忠于职守，阐扬黄教，护佑众生。他克服困难，以亲身言行在民众中树立了牢固威信，是一位在藏族历史上有过功绩值得称颂的高僧大德，多次受到清王朝肯定。圆寂后，乾隆皇帝下旨“赏银一千两作法事，并命将御用之松石数珠一串，赏挂其塔上。”⑤
六世班禅晋京朝觐
清王朝就推行摄政制、命第穆呼图克图执掌商上事务的同时，在后藏也着手积极扶植班禅转世系统。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帝对德高望重的六世班禅进行册封，授予金册金印。金印重208两，上刻满、汉、藏三种文字，印文如同康熙帝赐予五世班禅的金印一样，为“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祗领金册金印，向东方叩谢，又遣专人进京上表谢恩。
清朝对班禅活佛转世系统的扶植，是它兴黄教、牵制世俗贵族势力，使噶伦不致擅权总政策的一部分。早在顺治、康熙之初，朝廷就有邀请班禅晋京觐见的打算。特别是康熙皇帝多次想邀五世班禅来京，利用蒙古诸部对格鲁派（黄教）的崇信，借以坚定北方蒙古倾心内向、挫败噶尔丹的进犯，由于当时第巴桑杰嘉措从中阻挠，终未成行。到了乾隆晚年，北方新疆、蒙古各处均已承平日久，安抚蒙古之事已经解决，可此时又有新的矛盾出现，即坐床不久的八世达赖年幼，不谙政事，贵族势力时时想趁摄政威力薄弱，独专擅权。积极扶植利用班禅地位和影响，即可遏制贵族势力滋事，又可削弱外敌对西藏的觊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二月，当章嘉呼图克图奏转六世班禅想进京为皇帝祝寿时，乾隆帝立即接受，降旨给驻藏大臣留保住和摄政阿旺楚臣，让他们赴日喀则通知班禅，允其进京，并嘱留保住和众噶伦，将班禅起程时间和路线及时议定奏闻。
六世班禅进京，是自五世达赖晋京朝觐后百年来未有之盛事，京师和西藏两地都极为重视，乾隆帝事前作了周密部署和安排。为使六世班禅到内地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下旨在热河（承德）仿扎什伦布寺式样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在北京兴建了香山昭庙。他还责令沿途督抚大员作好迎迓准备，指示内务府等机关细心备办各种赏赉礼品和应用的佛像、宗教器物。乾隆帝还决定，特召西部蒙古各部首领、回疆诸部首领、回归吐尔扈特首领和西南土司等，届时同来承德避暑山庄会聚，以收“敬一人而千人悦”之效，借助班禅的影响，巩固和提升在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中的地位和威信。
西藏方面，同样对班禅晋京朝觐反映积极。八世达赖、摄政阿旺楚臣、众噶伦与堪布向朝廷上表谢恩，敬献礼物。摄政指派官员专门负责西藏境内的护送。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十七，班禅一行从日喀则起程，出发后，驻藏大臣、全体噶伦等僧俗官员在羊八井热烈迎送，八世达赖亲自陪同六世班禅走了8天行程，在扎西塘依依惜别。翌年三月，班禅一行到塔尔寺驻锡，随后起程经甘肃、蒙古至岱海，受到专程赶来的皇六子和章嘉呼图克图的迎候，并带来皇帝颁降的敕书和珍贵赐品。
七月二十一，班禅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受到王公大臣、各地活佛、喇嘛的隆重欢迎，乾隆皇帝在澹泊敬诚殿接见。六世班禅敬献哈达，跪请圣安，乾隆帝忙扶起赐座赐茶，用藏语问候班禅一路旅途辛劳，气氛十分融洽。
二十四日，班禅于须弥福寿庙觐见乾隆帝，献上金铸佛像、黄金、骏马、藏香、氆氇等贵重礼品，皇帝也赐给了珍贵回赏。八月上旬，蒙、藏、回各部首领均已到达，七十大寿庆典正式开始，六世班禅再次献长寿佛及方物，并代表八世达赖及前藏官员向皇帝献寿礼。皇帝为班禅及各族首领在万树园举行盛大宴会，“赏赉冠服、金银、绸缎有差”，并演戏5天，以突显庆典之宏大热烈场面。
八月下旬祝寿活动结束，六世班禅在皇六子陪同下，离开承德来到北京，驻锡西黄寺。各阶层信众闻讯纷纷前来拜谒布施。在京期间，班禅除再次受到乾隆帝的接见赏宴外，还游览京师名胜，先后到香山昭庙、南苑德寿寺、嵩祝寺献供礼佛，多次入雍和宫为僧众摩顶传法授戒。频繁的佛事活动，过度劳累，十月二十六，班禅感到身体发烧不适，不思饮食，病情日趋沉重，经医治无效，于十一月初二，不幸在黄寺圆寂。乾隆帝闻奏后不胜哀伤，即派皇六子及王公大臣前往致祭，翌日乾隆帝亲临吊唁，随后赐黄金7000两，命人打造盛放班禅肉身的金塔，谕钦差大臣博清额等待百日唪经事竣后，护送金塔回扎什伦布。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六世班禅灵塔在钦差大臣与班禅随从护送下，从京师起程，沿途受到各族群众的礼拜。八月下旬，灵塔安抵扎什布伦寺，被供奉于该寺建造的银塔内。四年之后，乾隆帝特命在黄寺西侧建“清净化城塔”，同时建围墙、佛殿、僧房等建筑，形成完整的寺庙塔院一座。乾隆帝为该塔亲撰碑文，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塔与碑文至今保存完好，伫立在黄寺内，成为统一国家各民族之间团结友好的象征。
六世班禅晋京朝觐，是继五世达赖觐见顺治皇帝后，西藏政教领袖与中央皇帝的又一次接触，它反映了乾隆盛世清政府与西藏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和加强。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形成的君主情谊成为一代佳话，为人们传颂，六世班禅朝觐期间敬献皇帝和中央的各样珍贵礼品，至今在北京和台湾两处故宫博物院、北京雍和宫和民族文化宫、承德的避暑山庄都有收藏，它们是这段历史最有价值的真实物证。
驱逐廓尔喀入侵 制定善后章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受命亲政。乾隆帝传谕达赖：“……今尔勤习经典，亦宜锡以金印敕封，俾大兴黄教，祝国裕民，以绵我大清亿万年无疆之景运。其都（图）伯特事宜，仍照前世率领属下妥协办理。尔宜仰体朕心，始终勿怠。所有金册、银缎等物，俱交副都统乌尔图纳逊等前往赏赉。”⑥两年之后，又颁降八世达赖玉册玉印，称“……尔性体纯全，法源广布，朕甚嘉焉。兹特加殊礼，锡之玉册玉宝”，期望达赖“以广布尔前世达赖喇嘛之善缘，寿世福民，用光我国家亿万年之休命。”⑦可见，对刚亲政的八世达赖，乾隆帝视同七世达赖一样，信任有加。但亲政不久的八世达赖毕竟年轻，所有一切重大事务安排，仍需仰仗摄政阿旺楚臣。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章嘉呼图克图在五台山圆寂，乾隆帝根据章嘉呼图克图的遗愿，谕令阿旺楚臣返京师，接替章嘉呼图克图掌管驻京喇嘛事务。阿旺楚臣返京后，八世达赖身边缺少了有力辅佐，亲眷乘机插手政事，加上现任众噶伦多为年轻贵族，缺少经验，中枢领导的涣散软弱便显现出来。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廓尔喀军大举入侵后藏边境，先后占据聂拉木、济咙，并向宗喀、协噶尔方向围困滋扰。后藏缺少防卫，形势危急。此次外侵事件爆发，系因西藏历来与尼泊尔（廓尔喀）有传统贸易，以食盐、羊毛换取粮物，同时尼泊尔新旧货币亦在西藏流通换取藏银。交易中，藏方每每受损，多次交涉均无结果。这次廓尔喀人藉口藏盐掺土，边境官员“妄增课税”为由，悍然出兵侵占藏地。乾隆帝闻奏，急令四川提督成德带兵赶赴打箭炉，令驻藏大臣领驻藏官兵赴后藏堵截，固守日喀则。是年九月，乾隆帝又接到协噶尔宗寨被占的奏报，立即令鄂辉率2000兵丁入藏，并派理藩院侍郎巴忠驰往后藏办事。乾隆帝本想以武力痛歼入侵者，“迅奏肤功”，然而鄂辉、巴忠等人却畏葸不前，在妥协势力的影响下，派六世班禅胞弟噶玛派红帽活佛沙玛尔巴、噶伦丹津班珠尔、代本宇妥前往议和，私许三年内向廓尔喀纳银9600两，以为地租赔偿，赎回聂拉木、济咙等地，巴忠还谎报军情，瞒上欺下，说后藏土地全行收复，廓尔喀已“输城归服，永遵王化”。
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乾隆帝命阿旺楚臣再次返藏，协助八世达赖掌管藏务。阿旺楚臣到任后察知沙玛尔巴等“许银贿赎”实情，严加痛斥，坚决反对付银于敌，决心用军事武力保卫疆土。不料，翌年阿旺楚臣病逝，噶厦顶不住廓方压力，又派丹津班珠尔、宇妥等前往谈判，被廓军扣留。廓尔喀统治者蓄意挑起战争，以藏方失约拒付赎款为名，派兵再次大举进犯后藏，先攻取聂拉木、济咙，又侵占萨迦，乘势攻袭日喀则。这时，七世班禅退居拉萨，负责扎什伦布寺的仲巴呼图克图不思据守，却私携寺内贵重财物先行逃匿，引起众心惶恐。廓军攻入日喀则大肆抢掠，扎什伦布寺内财物、金银、珠宝、粮食被洗劫一空。
侵略者的野蛮破坏行径，引起清廷震动，乾隆钦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统领各族精兵劲旅急速进藏征剿。在达赖、班禅及全藏僧俗民众的大力支持下，清兵和藏兵奋勇杀敌，重创廓尔喀军，收复失地，将廓军驱逐出境，大获全胜。战后，对有功将士给予奖赏，对渎职的大臣、官员、活佛、喇嘛给予严厉惩罚。
两次廓尔喀人的入侵，暴露了西藏各项制度废弛，在吏治、财政、外贸、边防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弊端，以致外敌入侵，无力抵御，造成重大损失。乾隆帝指示福康安，驱逐敌兵后，一定要整顿藏事，“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
1792年10月，福康安凯旋班师，立即遵旨会同西藏地方官员筹议善后章程。当时，八世达赖、七世班禅对中央在藏议定章程，表示竭诚拥护和感戴，决心实力奉行。福康安与西藏官员共同议定的条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经中央审订，正式颁布，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藏文本称作《水牛年文书》。
《章程》是由福康安多次上奏各款归纳汇总而成。它是乾隆后期制定的治藏根本大法，一经颁布，便要求全藏上下，人人知晓。
这个《章程》涉及了全藏的政制、宗教、军事、吏治、司法、财政、庄园租赋等各方面的重要例规。其中，首先规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明确指出，驻藏大臣督办藏务，与达赖、班禅地位相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转世灵童，须在驻藏大臣主持监督下，履行金瓶掣签手续，方能认定，杜绝一切妄指弊端。
关于噶伦及以下大小僧俗官员，一律由驻藏大臣同达赖喇嘛拣选，奏请中央任命。官员们的升补赏罚，也统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全权处理，秉承他们的指令办事。官家、贵族、寺院所属封地庄园内人口户籍，须一律造具花名清册，交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处备案，以资稽查。
国防方面，《章程》规定建立地方常备兵制度和边界防御。藏军定额3000名，分驻拉萨、日喀则和江孜、定日等地。所有兵丁俱造花名册存大臣衙门。还规定了藏军编制、兵器、粮饷、军官补拔制度。
外交方面，有关西藏境外一切交涉，统归驻藏大臣批准全权处理，西藏官员未经批准不许与外番各部私行通信。外侨商旅旅藏期间，必须持驻藏大臣发的执照，按规定办理手续，由指定关卡来往，接受查验。
财政、金融方面，《章程》规定了设专门机构，监督铸造银币，统一货币的成色。西藏地方的赋税和达赖、班禅及地方政府收支用度，统归驻藏大臣衙门稽查总核。
《章程》还规定对减免赋税进行清理，严格控制乌拉牌票发放，纾解和减轻平民百姓负担，蠲免遭灾地区钱粮等等。
总之，《章程》以更明确细致的条文，规定了清中央管理西藏的体制，它是清朝初期和中期加强对西藏治理的系统总结，标志着清朝在西藏地方施政已发展到最高阶段。它全面、具体地贯彻中央在西藏的绝对统治权，事无巨细，都以文字形式肯定下来，趋于制度化、法制化，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和发展中央和地方、祖国人民和西藏人民之间紧密关系的积极作用。对巩固国防，安定西藏社会秩序，减轻人民负担也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所以，人们把它看成是有清一代最重要的治藏法规。《章程》所宣示的原则和规定，为后来统治者所遵循并不断完善，成为中央政权和地方关系延续发展的基础。
注释：
①《七世达赖喇嘛传》第371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386，页16---19。
③《清高宗实录》卷534，页13---14。
④《清高宗实录》卷535，页10---11。
⑤ 张其勤：《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197页。
⑥《清高宗实录》卷1116，页17。
⑦《清高宗实录》卷1186，页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