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

　　中产阶级是慈善事业重要的捐赠力量。捐赠财富、奉献爱心、承担社会责任，必将成为中产阶级人士重要的精神追求和心灵慰藉。社会应当给中产阶级以更多的宽容和尊重，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越稳定、越和谐。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 王汝鹏

　　1500万志愿者奔赴汶川大地震现场，是中国人爱心复苏登上新高峰的标志。利己与利他同在，是与生俱来的人性。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

　　孟子曾经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觉得，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仁爱、道德和廉耻之心。人若没有这些，就没有被称为“人”的资格。

现在还有成千上万个艾滋病人特别是艾滋孤儿这样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就是最大的爱心。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教授 高耀洁

　　对于大地震中的受灾者，志愿者们这样说：“现实之于他们如此坚硬，我们可能没什么办法帮他们什么，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世界还有人性的、柔软的另一面。”

　　于是，志愿者们可能会经历“四个境界”：第一，不计回报地付出；第二，接受可能被误解；第三，接受你的付出无济于事；第四，接受你的付出让世界变得“更糟糕”。

　　但以罗永浩为代表的志愿者，仍在坚持着

　　★ 本刊记者 / 周华蕾

　　2008年，36岁的罗永浩成为一名汶川志愿者。

　　四川省官方统计：这场地震中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大约20万人，但远远不能说明这个群体的数量。有人倡议把2008年定为“中国志愿者元年”。

　　在一切“利润最大化”的今天，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孤独和异类的代名词。如果说，“知青”是在毛泽东号召下的一代特殊“志愿者”，汶川地震中的志愿者们几乎完全脱离了政治色彩。

　　他们几乎涵盖了中国各个阶层，其中有一支队伍引人注目——往往有相对稳定的高收入和学养，广泛的朋友圈，是圈内的“舆论领袖”，在媒体面前有更强的感召力。他们通常被称为“中产阶层”。

　　这群人，在地震的第一时间自发地行动起来，形成一股浩大的力量；现在，在地震阴影似乎过去、不再为媒体聚焦的时候，他们仍然在默默守望和行动。

　　人生追求的是“牛×”

　　罗永浩，绰号“老罗”“罗胖子”。高二辍学的他摆过地摊、卖过羊肉串、倒过走私车，没成为诗人，倒是奇迹般地进入新东方学校，当起了英语教师。

　　作为“70后”，老罗见证了理想主义者们高歌和湮没的1980年代，也经历了犬儒主义抬头的1990年代，他选择了“老愤青”的道路。老罗常常在GRE课上义愤填膺，批犬儒主义、揶揄户籍制度。这受到了学生的热捧——据说，很多人报名新东方不是为了学英语，而是听老罗调侃。

　　老罗以“学术水平一般的知识分子”自居，同时鄙视那些“读了那么多圣贤书，却完全不关心民间疾苦、冷漠麻木还觉得自己特超脱”的人。

　　2006年，他从学校辞职。理由很抽象，“人生追求的是‘牛×’，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是年，他办起“牛博网”，取了“牛×”的近音词，拉拢一大帮文化科学作者写专栏博客。

　　在中国网民数量已跃居全球第一的2008年，网络成全了那些无法四面八方传递的声音。牛博网也成为老罗们抗震救灾信息交流的大本营。

　　老罗曾在“98抗洪救灾”时往街道办捐过钱，也在今年年初利用牛博网发起了一场为黑砖窑母亲的募捐。而在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凌晨，他又和以媒体人士、作家为主的牛博作者在牛博网上发起了一场捐款行动，“现实之于他们如此坚硬，我们可能没什么办法帮到他们什么忙，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世界还有人性的柔软的另一面”。

　　令世人惊讶的是，如同老罗一样想法的人好像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来，打算为灾区“做点什么”。上百万人涌向饥饿的灾民和溃不成军的房屋，涌向每一个安置点、红十字会、草根NGO组织⋯⋯他们喊着同一句嘹亮的口号，“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

　　“雷锋附体”的感觉真好

　　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们容易一脚踏空。有的志愿者到了灾区，因为散尽物资而沦为被救助者；而缺乏专业技能的志愿者又多得难以置信，一度堵塞了交通。灾区的救援工作就像打仗，吃不好睡不了是常态。

　　5月14日，罗永浩和几位朋友自费坐着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利用集资在当地采购物资发放灾区。“刚来成都的时候，隔三岔五地有各种地震‘预测’，就躲到车里睡，蚊子奇多，没法睡，一个晚上睡了一小时不到，第二天根本没法干活。”最后老罗和他的朋友决定：“震死拉倒，还是得睡觉！”

　　生理上的折磨对自诩“剽悍”的老罗来说不算什么。他深谙，“越是纯粹激烈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他不是足够坚强的话，就越容易蜕变成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而他作为一个“坚强的理想主义者”，即使在收入由年薪50万锐减为零，而牛博网一直只赚吆喝不赚买卖的两年里，依然积极向上，“有钱打车，没钱就骑自行车，还可以减肥”。

　　市场经济年代，老罗所推崇的“理想主义”早已被忙碌的人群淡忘，尽管它在近代中国曾经极度辉煌。随着物质主义、犬儒主义不断抬头，纯粹信仰的天空重重遮蔽，物质利益几乎成为一切。但遗忘之中，在中国西部，总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有人对他们投以敬佩的目光，也有人给他们贴一个不痛不痒的“理想主义”标签，好像他们身在空中楼阁。

　　资深志愿者安猪在32岁那年辞去月薪过万的行政工作，专心投入NGO组织“多背一公斤”的公益创业中，“我不希望到老了，只比年轻时多了豪宅名车，却从来没有为梦想追逐过。”

　　有时有朋友问安猪，做这个事是为了名还是为了利？他只能傻笑。

　　安猪从来不强调奉献，相反，他认为人是自私的，“一件事必须有意义同时有趣”，这也是许多志愿者坚持的理由。他喜欢孩子，在乡村小学里送书送铅笔的时候，孩子们会说：“我想去广州读书，星期天的时候去找安猪哥哥一起玩。”他觉得很开心。

　　每个从灾区返回成都的晚上，老罗也体验着一名志愿者的幸福。他一面脚底踩着棉花似的恍惚，一面感叹：“雷锋附体”的感觉真好。

　　“做好事跟做贼一样”

　　也有感觉不好的时候，比如他在震区看到灾民拿着矿泉水，高价卖给口干舌燥的解放军，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救援热情，这位“老愤青”咬住了舌头；还比如做账，因为老罗看到数字就犯晕。

　　牛博网募捐活动的所有账目全部公开，各县各村各镇提供的所有发票、收据和收条都拍照上网。很多时候，忙到半夜三点，怎么算就差50块钱，所有人都急了，说：“妈的，我出这点钱，赶紧睡觉去！”但又担心其实账目没错，是自己算错了，怕躲不过网友的火眼金睛，不得不从头再来。

　　即便如此，老罗也常常感受到“舆论”的压力。

　　“矿泉水是什么牌子的，多少毫升的？卫生巾是什么牌子的？”一位细心的网友提出这样的质疑。

　　被怀疑，这是志愿者的家常便饭。人们本能地会怀疑志愿者们不计回报的动机，害怕自己的善心被利用。

　　一位西部计划志愿者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过志愿者的四个境界：“第一，不计回报的付出；第二，接受被误解；第三，接受你的付出无济于事；第四，接受你的付出让世界更糟糕。”

　　老罗在第二重境界挣扎了一阵，开始还骂骂咧咧的，很快也就习惯了。牛博网募捐的资金在一个月内达到230万，高出新浪和网易，单笔没有特别大的数额，他对牛博网网友挂出大横幅：“你们牛×”，同时不得不更兢兢业业地感受信任带给他的压力。

　　志愿者的挑战不仅是孤立和被怀疑，还有体制的碰撞。

　　在老罗为牛博网的募捐成果欢欣鼓舞的背后，也有一些不愉快——5月19日，牛博网在建设银行的募捐账号一度被冻结，相关负责人被带去成都市公安局问话，理由：怀疑诈骗。

　　于是，只计划“玩票”的牛博网尝到了苦涩：“做好事跟做贼一样，反正很多方面感觉被怀疑被盯着。做一个好事不一定希望被人认可或者赞扬，至少希望没有阻挠。”

　　这并非老罗一个人面临的问题，也不仅仅发生在四川——研究生毕业的李丹在河南创办艾滋学校，就不断遭到人们的误解质疑，最后被有关部门冻结银行账号。

　　在中国，私人募捐是不被许可的。志愿者们的NGO组织往往面临着双重困境：集资困难，随时可能违法。由此，许多NGO组织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活动很难开展。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认识的“中产阶层”志愿者中，大多是较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有的已成为居士多年，笃信佛教，有的受西方文化影响，在西方留学、供职，有的还参加过一些国际知名的志愿者协会。公民意识，或者宗教信仰支撑着他们。

　　公民老罗的论调是，“教育理想、社会责任感这些东西，在我身上从来都不缺”。他打算用牛博网友的捐款在灾区建一所希望小学，他做好了随时“作贼”的心理准备。

　　“地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把人心善的一面给发挥出来，这个善要持续地运营下去，它必须有制度文化保障。”牛博网作者冉云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谓“‘地震震出一个新中国’，那是美丽的单相思。”

　　蜗牛

　　救援第一时间过后，乌托邦式的志愿体系解散。没有激情的支持，后地震时期的志愿工作被流水一般的日子慢慢冲淡。一位绵阳志愿者坚守北川180天，被评为“最牛志愿者”，也有网友质疑，他在作秀吧？

　　回到北京以后，老罗全身心扑到英语培训学校的创办中。先前在四川赈灾的11天，好多工作计划都耽搁了，他不得不把缺觉当作生活的常态，最近每周有三天时间都会睡在办公室里。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跟前，也一副迷迷登登的样子。

　　媒体的聚光灯褪去后，大面积的灾区依然是断壁颓垣，最初尖锐的痛楚似乎在重复中渐渐麻木，只是偶尔传来消息，又有人自杀了。这里已经有了简单的商业，最畅销的是两样商品：花圈，和赭红色的砖。

　　半年过去。过冬。四川的冬天徘徊在零度，潮湿而阴冷，没有取暖工具，那些高寒地区的、住在板房里的、甚至还留在帐篷里的灾民怎样捱过去？

　　有人表态：“这是政府的事。”

　　但也有一群人，在这样那样的压力下，还在朴素地行动着守望着。

　　身在成都的冉云飞认为，“灾后重建，比的是耐心，真正要恢复过来，起码要五到八年，这些年里边，有多少人心会冰凉会麻木，等待帮助？你如果给他送去一点微弱的光，他就会活下去。”6月3日开始，冉云飞创办了《四川信息掮客周刊》，专门发布与地震相关的、灾后重建的信息。他对自己“信息掮客”身份的暂定时间为五年。也许直到死。

　　“多背一公斤”的负责人安猪则计划在灾区建立50所帐篷图书馆，但他担心，没有人手，图书馆很难真正地“活”起来。面对已然到来的金融危机，安猪偶尔产生危机感，怀疑明年的“多背一公斤”会不会消失。但他很快打起精神：“就像蜗牛，就算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却也不用忧虑，慢慢爬就对了。”

　　“热爱金钱，也热爱理想”的老罗曾经想过发起一场募捐，但年底了，行程依然忙得一塌糊涂。脑子里会出现物资在发放点堆积如山的画面，又不放心。“多半会在牛博网上发起呼吁，并提供正在四川工作的NGO组织的相关信息。”

　　于是，他也志愿当起了“高音喇叭”。

　　12月6日这天，已经好几天没有更新博客的老罗发表文章，链接了汶川三乡县志愿者余小芹老师的“交待”。在名为“山寨红十字会”的博客里，密密麻麻的是40名学生受助名单。

　　曾和老罗一起战斗在灾区的牛博网网友王老板发表了一个鼓动人心的回帖：“我们要争取在明年‘5·12’周年的时候做到资助512个孩子，就牛博了。”

王樯：一个普通中产的慈善之旅

一条短信，几十位朋友，10万元钱，700件羽绒服。

　　王樯作为普通的城市中产的一员，利用自己的朋友圈子，帮助四川灾区一所学校的孩子们解决了过冬的衣物。

　　她没有因为慈善而放弃自己享受生活的乐趣，也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而淡漠对于他人的关心

　　★ 本刊记者/杨时

　　“我和您确认一下，这些羽绒服都是给孩子的，对吧。这个事情咱要弄清楚，别出现什么别的问题。不是说500个学生吗，怎么变成700了？哦，还有幼儿园的是吧。我们是计划买500件的，羽绒服厂那边说可以捐赠200件，我们尽力吧。”

　　王樯坐在她公司一层的会客厅里，给绵阳桑枣镇第二小学的校长打电话。午后的阳光从通透的玻璃中洒进来，幽雅而安静。这是北京冬季的一个下午。这天早晨，王樯刚刚从四川灾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王樯是这家会所的公关部经理，她穿着黑色套裙，黑色上衣，胸前坠着一条红宝石项链。一天前，她还裹着羽绒服穿着牛仔裤奔波在四川绵阳灾区落实公司的一笔捐款。

　　在四川，王樯偶然发现，桑枣镇第二小学的学生们还穿着单衣。校长说，一些棉衣发给了特别困难的家庭。他自己现在正在想办法买一些棉花给学生们做一些棉袄。王樯对校长说，“孩子们爱动，棉衣又不隔潮，还是羽绒服合适。”校长小声说，“羽绒服太贵了。”于是王樯开始琢磨动用自己朋友圈子的力量帮助孩子们解决过冬的衣物。

　　她和校长立刻统计数字，500个学生，每人200元，一共10万元。很快，王樯编辑了一条短信，群发给朋友们，说明情况，希望大家能够认捐。她所认识的朋友大多和她一样，事业有成，中产，她希望能够有人伸出援手。半个小时之后，王樯收到二十七八条短信回复，一共筹集了3万5千元钱。校长很惊讶，“这么快啊。”王樯把短信保存在手机里，回到北京开始落实购买羽绒服的具体事宜。

　　“你是不是应该让羽绒服厂家把一些样板发给咱看看，不然的话不知道他们做成什么样子。”王樯的一位同事站在她的办公室门口说，“这是我捐的钱。”同事把一个信封交给她。“对，我会让对方把几个样子发过来，这个不难。哟，钱比你说的多1000啊。”王樯开始在纸上记录下姓名以及捐款数字。

　　王樯有一个计划，她在绵阳当地托付一位农工委的朋友作为第三方，负责接收这批羽绒服，分发给学生之后，她要求对方寄来照片，最后把捐款的落实情况写成一封信附上照片发给每一个参与捐款的人。“我希望对这些朋友有个交代，而且这样的话，他们每个人也会有参与感。我不想让他们只觉得捐的钱就是个数字。”王樯一边做记录一边说。

　　王樯也有顾虑。有朋友打来电话询问，“这个事情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你加入了某个组织？”她知道，对于给灾区捐款，朋友们也有着各自的考虑。于是，她在灾区当地找到那位农工委的朋友作为中间人。“毕竟校长在那边是说了算的，有个第三方比较好。”王樯对记者说。

　　其实，这件事情也并非轻而易举。她的短信发出之后，有几个特别亲近的朋友并没有理会她。回到北京，王樯心里也有些难受，她见到那些朋友忍不住去问，“你收到我短信了吗？”对方说，“收到了啊。”然后，对方不再理会。王樯也就没办法再继续说下去。“后来我想，这本来就是自愿的事情，何必强迫呢。我得转变心态。”她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

　　王樯的办公室并不大，桌边放着四双不同款式的高跟鞋，书架上有她儿子的照片，旁边摆放着两个熊猫毛绒玩具，桌子上放着化妆品和香水。

　　她幽雅地端起杯子，“我这水里是加了蜂蜜的。”她笑笑说。王樯在生活上有着对细节近乎完美的要求，比如她从来不喝凉水，水温必须适中，必须添加蜂蜜。家里的布置都是她亲自构思，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家具，她宁愿花时间定做，房间里必须每天有鲜花，办公室要有适当的音乐和香味。

　　“我家里装修之后，都上了《时尚家居》当样板间呢。”王樯笑着说。

　　和王樯一起工作5年的同事陈怡姗说，“我们的台历，客用品，工作手册等等都是我们公关部设计出来的。对于把关，细节的掌握，包括品位，都要Shiley去定。”陈怡姗更习惯称呼王樯的英文名字，“对于工作，她作为部门经理，她要求很高的。但是性格上，对人很宽容，有时候我就说，她的部分性格比爷们还爷们。”

　　王樯的同事们说，她平日里会私下关心手下职员的生活。从服装穿着到职业规划，她都会给出自己的建议。和她认识多年的一位朋友，王樯负责的内刊的撰稿人杨澄说，“她手下的姑娘过生日，她都会送个礼物，然后召集大家出去吃饭。”

　　“有时周一上班，她会和亲近的同事说，周末带着儿子去做义卖了。”陈怡姗说。这次为灾区的孩子捐助冬衣是王樯偶发的念头。但她平时会做一些她自认为的“小事”。两年前她偶然知道一些脑瘫的残疾人在自己设计制作台历，第一年王樯自己购买了20本，然后卖给同事和朋友，第二年，她购买了50本。因为王樯的儿子出生时，心脏有一些小问题，幸运的是后来自然痊愈。作为母亲，她对孩子这个群体开始更多的关注。从半年前，王樯开始和北京一家爱心之家保持联系。她想资助一名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的弃儿。有时，她也会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出发，选择做一些对自己的孩子和别人都有益的事情。比如，她想和四川灾区的一个家庭结成对子，让对方的孩子与自己的儿子一起成长。

　　王樯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楚，首先她自己是一个身在职场的职业人，她做慈善的前提是不会打扰自己的工作，甚至还可以推进自己的工作。她自己承认，“我生活的环境确实是美食，美酒，美人，会要求完美。我也想享受生活中该享受的一切。”她不想成为悲悲切切的职业慈善家。这些事情对她来说首先应该是一种享受。“这个事情是我释放压力的最好方法，我就是在打心灵羽毛球。说真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我帮助了孩子还是孩子成全了我。”她说。

　　“说真话，我毕竟没洒脱到说走就走的地步，我拿着这份薪水应该对得起。”王樯说，“做这些事应该量力而行。”她也坦言，自己做了这些慈善，公众知道之后对于她所在的公司也是一种形象的提升。

　　下午4点50分，王樯给羽绒服厂家的老板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嘱咐对方羽绒含量要过关。“厂家说马上开工，一周之后羽绒服就可以发到孩子手里。”挂了电话，王樯显得很高兴，“服装厂也愿意献这个爱心，我还能从中牵线搭桥，这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