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国十年冬天，定海知事陶在东居士筹备监狱讲经，欲请普陀山派法师讲经，普陀山各寺开始不同意，印光大师出面表示支持，全山开会推荐智德法师(印光法师称智德法师戒行甚严)应聘，十月二十二为开讲之期。这是大师最初对监狱讲经说法活动的支持。

当时项伯吹先生参观定海监狱讲经活动后，写了一篇《参观定海县监狱讲经记》寄给大师。大师阅后，撰写了《项伯吹先生定海县监狱讲经参观记跋》。跋中说：“乃命普陀前后两寺住持，择山中戒行精严，经教通明僧，为教诲师。两寺住持祈选在家通人，以充此任。陶公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教化狱囚，不徒在于能宣说也。遂举智德法师应聘。至开讲日，其布置，与其演说，及所拟之章程，无不一本于诚。居然以监狱为道场，以狱囚为法侣。为定海立县以来之所未有。良以陶公知狱囚以失教而犯法，一本格物致知，明明德，止至善，及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意，而为此举。可谓知大体，本赤诚，不愧为民父母矣。”

民国十三年元旦，京师第一监狱监狱官发大心，特请具德法师，为监狱诸佛子，说三归五戒。大师为之作序赞叹“即监狱为道场，即囚犯为法侣。实为从古未闻之奇事。足征佛法实为烹凡铸圣之大冶洪炉。无论若何之顽金钝铁，一入其中，悉皆铸成微妙庄严之佛菩萨像。”并对监狱的佛弟子们提出要求：“汝诸佛子，初以干犯国法，致囚监狱。继由得闻佛法，便染佛香，成佛法器。以恶因缘，成善因缘。非多劫深种善根，万无如此侥幸。譬如摩尼宝珠，能随人意，普雨众宝。由其不识，掷之圊厕。不但无雨宝之功能，而且体质直同粪秽。幸遇智人，知是至宝。从厕取出，种种洗涤，兼用香熏，俾还原质。然后悬之高幢，便可放大光明，随人所需，而雨众宝。佛视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以故纵令迷之及极，行诸恶逆。如歌利王割截身体，终无一念弃捨之心。而复常伺其机，为之启迪，令得度脱。以其所重在佛性，一切恶逆罪垢，皆不暇计虑故也。汝等若能了知如上所说若法若喻，自可不辜佛化，不负己灵。而政府，监狱官，说法说戒僧之一番厚意，亦不虚设矣。尚期努力进修，则幸甚幸甚。”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四月八日，漕河泾监狱感化会成立，请大师为名誉会长。王一亭、关絅之、邓余生、戚则周诸居士都到监狱说法。大师给作监狱教诲师的弟子乔智如(名恂如)回信嘱咐：“凡人做事，当认真做，不可潦草塞责。况佛弟子为监狱之教诲师，有感化人心，成就正器之责任乎。”

民国十四年(1925年)九月二十九日(月尽日)，大师在上海参加在功德林召开的监狱感化会。次日，江苏第二监狱典狱长吴堂敦请大师到监狱去说法。邓璞君及高检厅周厅长，地方审检两厅长沈、孙二君、看守所长朱材因等陪同大师到监狱。由吴典狱长将全监犯人，分两班听讲，到下午四时讲完。犯人都很感动。这是大师第一次亲自到监狱为犯人说法。

大师还给在监狱服刑的一位弟子章道生去信开导：“世间祸福，相为倚伏。唯在人之善用心与否耳。汝由入狱得闻佛法，乃不幸中之大幸。当作良导想，则更能心得清净矣。”又说：“汝谓监狱为恶道，则过矣。古之监狱，苦不堪言。今之监狱，直同闭关一样，有何苦受。彼不在监，奔波劳碌，谋衣食不得者，不知多少人。要知足，狱乃福堂。若不知足，纵富有万万，贵极一品，真是日在地狱过活矣。”

后来大师还给章居士寄去多种经书，凡夫叮嘱。信中说：“前者上海漕河泾监狱寄来柴也愚所印之经二千本，今寄十本，以为同住莲友作前导。而光与彼之一书，愿汝终身佩读。则即此福堂，(古称监狱为堂)便达乐邦矣。今寄安士全书一包，寿康宝鉴一包，二十五本。文钞，已令浙江印刷公司与汝寄三包，以备与汝家叔伯及弟兄辈看耳。但须诫其恭敬勿亵。如或不能，祈转送通文理有信心者，庶不致因福而获祸也。余不暇及，但详阅文钞，自足取法。柴也愚之一书，可与一切人作希圣希贤学佛学祖之切实训诲。不独是居福堂者之切实训诲也。”

以上事实，说明印光大师一种平怀，平等教化一切众生的菩萨精神。

注释：

[1]江苏第二监狱：位于境内漕河泾镇北弼教路(今习勤路)。占地面积5.8万平方米,监外余地1.13万平方米。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由前清上海县监狱旧址迁入漕河泾,曾改名为上海模范监狱、上海监狱。后改名为江苏第二监狱,又称漕河泾监狱。

摘自：《印光法师的故事》作者：余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