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紫竹院碑记》 历经了百年风雨,数次变更的北京大运河,孕育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华夏文化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北京大运河文化遗产博大精深,其中皇城旧都、园林民居、非遗工艺以及戏曲、舞蹈、杂技、传说等早已引起世人的关注,但其中散落在大运河周边的众多书法遗迹如大量碑刻、崖刻、墓志、匾额、楹联以及经幢等却甚少进入大家的视野。历史长河之中,许许多多辉煌一时的文化艺术形式早已化为烟雨或是沦落尘壤,而这些镌刻于骨、木、石、铜上的文字书法依然存活在当下。先人们书写的遗迹,虽苍茫斑驳,字迹漫漶、虫蛀风化却历历在目,不仅忠实地记录了北京大运河流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同时构成了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景观,成为可以触摸的历史记忆。 大运河书法遗迹是先辈留与我们的一笔珍贵遗产,从隋唐发端,经宋元时期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书法遗迹时间横跨元明清至民国,以清代数量最多,大运河书法发展承传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见。目前整理的最早的书法佳作是元代《京畿都漕运使王君去思之碑》,王敬方书篆额,王思诚书碑文。因碑质是青白石而又埋没土中,未遭受风雨剥蚀,因此品相基本完好,用笔结体清晰可辨,此碑取法晋唐,笔法风格上近于欧柳一路,笔画清劲挺拔,细瘦舒展,结体平正疏朗,章法匀称,纵有列横成行,属于妍美端正的风格,可供研究元代史料和当时碑志书法风格的参考。最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书迹为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刻写的通州佑民观《圣容万会堂碑》,佑民观位于通州区张家湾里二泗村,这里曾是南北水陆要道的一个重要码头,供奉者是河神和金花圣母,此碑运笔方圆兼施,锋利刚劲,逆起逆止,刚柔并济;结体宽绰典雅,空灵飞动,筋骨并用,笔画起伏多姿,跌宕有致,表现出强烈的节奏感。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书法遗迹地域涉及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个区,运河沿线52处物质文化遗产如白浮泉遗址、瓮山泊、汇通祠、积水潭、什刹海、永通桥、通运桥、张家湾古城等遗产点,都留存着先人的手迹和墨刻,为自然风光和园林建筑增添了书法魅力。其中,通州区作为京杭大运河北起点和仓储漕运重地,记录整理的有关大运河漕运文化的书法遗迹最多,包括了敕建通运桥碑、三教庙碑刻、通州墓志、佑民观碑刻等。如《燃灯塔碑》虽风化严重,但“燃灯佛”几字隐约可见,水平颇高。字体结构典雅大方,法式严谨,看似平正,实则险劲,笔法、字法讲究,有唐风遗韵;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的《雍正诰命碑》则选石讲究,刻工精熟。碑石形制较大,四周龙纹环绕,碑文书法取法颜柳,端庄严谨,大气磅礴,令人赏心悦目。运河周边文化遗迹如白云观、勅建火德真君庙、拈花寺等其他庙宇内也保存了一定数量的书法遗迹。这些宗教庙宇中的书法遗迹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的众多遗产虽罹遭兵燹寇攘、风雨剥蚀,还保留下一定数量的书法遗迹,体现了运河书法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和变化。大部分遗产点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整修,而书法遗迹恰恰真实地记录了这些遗产的变迁,保存了珍贵的历史片段,是人们了解运河文化的重要窗口,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绚丽多彩的北京大运河书法文化遗产出自社会不同阶层之手,其中, 以帝王书写者为主流的皇室书法是中国书法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大运河北京段书法遗产的突出代表。 北京段大运河是一座天然的书法博物馆,书法遗迹风格多样,形制迥异。首先,从字体和书体上看真草隶篆行五体皆备,楷书数量最多,占据了全部书法遗迹的80%,受“台阁体”“馆阁体”影响,明清两代行楷书碑刻盛于前代,但以姿媚匀整为工。清代楷书碑刻大都笔画端正精致,结体方正中不失变化,章法整齐,隔行排列,行距略大于字距,有馆阁之风。除此之外亦有北碑、唐楷等不同风格。如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建紫竹院碑记》现存紫竹院公园内,此碑为较为严谨整饬的楷书,取法多有欧体、柳体笔意,笔画遒劲有力,体势平正,圆笔较多,结体工稳,章法纵有列,横亦基本成行,布局分布匀称,有刚健挺拔之美。 总之,北京大运河书法遗迹往往是美文妙书佳刻,集文学、书法、雕刻、建筑为一身的综合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透过文字书体的嬗变,领略汉字书法的发展历程;透过笔法、字势、章法的表现,领略汉字书法的笔墨情趣。当下,由于书法遗产材质的多样性和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亟待通过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加以保护和研究。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充分挖掘大运河书法文化遗产的丰富宝藏,古为今用,让书法文化从石碑上“走出来”,从碑帖里“活起来”,从文字中“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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