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虚大师《佛教革命失败史》之后
一事之成也难,即如种谷,其初创者必先恳辟荒野,除石斫荆垒坎闸水等,要经极长久之时间与勤劳,方能调伏其土性,播种种子。播种之后,又须灌溉锄草守护管理。至秋熟时,始有收获;然更有天灾人祸等乘之,亦未可必也。又如经商,初则学习行情,审察方物,次则集资经营矫诈变售,或稍获利;然更有奸偷盗骗等乘之,亦未可必也。他若为利誉而学而军而政,用尽无量心机,耗尽无量精力,能否达到权势利誉之目的,皆不可为定论也。吾人生此浅薄之时代,在人类中,欲由极短时间,而创造或改建一种出乎常情之伟大的佛教事业,岂不更为难之又难乎!
释尊逝世二千五百余年,依经论授记而观,确至最后五百岁之时期,众生之福慧日减,烦恼日炽,恶业日强,苦果日剧,终日汲汲于衣食淫怒而不暇,岂更能发生淡泊离欲清净寂灭之心念乎?
佛法东流,大盛之期,厥惟隋唐,但自唐武宗灭法之后,偏缺不全者,千余载矣。在此不振之期中,惟有不赖言教之禅宗,独步迥出,盛行一时;亦正因此,遂将如来原有之僧团律制而变为丛林之封建制度;将可宏扬讲演之教典而变为供置高阁之陈列品;博学深知之僧侣,而变为愚昧之大群。在此期间,虽亦有台贤净律各宗大德之出现,但皆以种种环境与潮流之关系,其所提倡兴建之事业,终归隐消附和于禅林而后已。
入清初又因剃度之方便大开,虽与佛律相符,但另一方面因滥而不教,遂造成今日紊乱无纪不可收拾之局面也!
在此世道浅薄,烦恼日盛,寺产封建,僧侣愚鄙,正法隐隐西沉之际,任谁欲想出而整顿改革,大非易易!其受各方之反击失败,诚为意中必然之事,故诸有心之大德,虽皆知时代潮流之轮齿,必不使残喘待毙之佛教苟存;兼之佛教拥有如是广大之产业,更为学政各界所垂涎,故想整理组织,开发旧有产业宏扬新兴教学,但亦因察见上述之种种困难,终致以潜心自修少事少业为归,对于佛教前途,徒作无法可施之叹息者,固大有其人也。
惟我亲教太虚大师,具文殊之妙慧,怀观音之大悲,更以金刚手无畏无怯之神力,在一切万难环境之下二十年来,为法为众,竟能不顾一切之一切,冒世人之大韪,而作佛教之革命,高唱整理组织之口号,以警世间,此诚为他人之所不及。其最初发起之协进会,虽因进行太猛而遭各方势力之打击,以致夭折,但在当时环境中能给醉生梦死之旧势力以警钟,得到具有世界眼光者之同情,与其说是失败,毋宁谓其成功也。
又民十一年在武昌创办佛学院,教育僧才,时间虽短短二年,学僧不过数十名,但现在散于各处与环境挣扎,办学讲学,发心整理僧制和住持佛教者,又谁非直接或间接受我大师施教之影响而使然耶?故此云失败,更可谓为最大之成功也。
民国十五六年革命军北伐,寺产僧侣,朝不保夕,佛教前途大有岌岌欲堕之势,此又全仗吾大师广发大愿,深具无畏之精神,振臂急呼,力辟障碍,联络全国佛教徒组织佛教会筹设佛教会于首都,寺产藉以保障,僧侣赖以安固,佛教前途渐至坦道,事后因有惟利誉是求者作怪,故将福庆以让人,患难以自任,此更非我大师其孰能与等耶?故虽自说是失败,吾则觉其为成功也。
今依上述之史的观察与大师最近之言论,略述感想三点:
一、吾人无始以来,纯以趋福避祸为能事,其能在祸多福少困难万端中,发心整理佛教以救世,竟敢不顾一切而作真实进行者,惟吾大师,吾侪亦当发心随学其无畏之大力。
二、吾辈门弟子多以利誉是从,除己之外罔问他人之损益,在此劫运如此世界如此众生类中,纯以救世度人为前提,广发大心宏持如来圣教,不顾一己之利誉得失者,惟吾大师,吾辈更当发心随学其大悲心。
三、在此无明深重贪嗔毒炽之黑暗中,其能发心利他,而知实无一人之可利,虽发心维教,而知实无一法之可宏,教存教亡,皆看众生之罪福,事成事败,全待众缘之聚散;事成也无喜无骄,事败也无忧无馁;同在一真空大炉中,任他现起一切成败增减福祸幻影而不着,此更非吾大师无人能及,则吾辈僧俗诸弟子更当依止而随学不可暂忽者,为其大智。
(原载《海潮音》1938年第十九卷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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