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6年2月18日，中国南传佛教史上最高规格的国际盛会——首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暨帕松列和帕祜巴升座庆典法会在西双版纳景洪市隆重召开。多国僧王、海内外上百位高僧，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海内外各界善信千余人共同见证了中国南传佛教的伟大盛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梁晓芬向大会提交了题为《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历史研究》的论文。梁晓芬认为，云南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与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及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为此，她在文中对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背景进行了详细考溯梳理，并对当代的的云南与东南亚国家的南川佛教文化交流进行了详尽分析。因篇幅关系，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今日独家刊登全文第二部分：

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历史悠久

新时期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南传佛教界涌现出了一批精通佛学、修持谨严的高僧大德，他们曾在东南亚国家留学修行然后返乡弘法，如松领·阿戛牟尼、伍并亚·温撒、英德戛、伍古腊、英达片雅、郎德哥等一批爱国爱教的高僧，为促进云南与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云南南传佛教界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双方的互联互通，巩固了传统友谊，树立了新中国南传佛教的良好形象，云南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通过文献梳理和田野考察，新时期云南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南传佛教僧侣跨境交流

僧侣作为南传佛教的信仰主体，其跨境交流是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跨境交流的主要类型，分为跨境参访、跨境留学和跨境住寺三类。

1、僧侣跨境参访

南传佛教僧侣跨境参访有个体性参访和群体性参访两类，其中，个体性参访主要见于中缅佛寺之间建立了友好联系之后的交流互动；而群体性参访往往是受邀参加某个宗教仪式活动或佛教论坛，其旨归在于促进双方的法谊和交流。例如，云南南传佛教高僧祜巴龙庄勐经常参加泰国、缅甸的佛教论坛，同时与东南亚佛教界保持友好互访和交流。2004年1月，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总佛寺隆重举行都龙庄晋升“西双版纳祜巴勐”仪式，来自缅甸、泰国的高僧如祜巴温忠大长老、祜巴阿亚坦大长老、祜巴香腊大长老等参加了盛大隆重的庆典活动。

2、僧侣跨境留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培养高素质僧才，中国佛教界和云南佛教界先后选派了约100名僧人赴泰国、缅甸留学，留学归来的部分僧人逐渐成长为云南南传佛教的中坚力量。例如，1996年，中国佛协选派五名比丘赴缅甸国立佛教大学留学，这五位比丘是建国以来首批赴缅甸留学的僧人，其中三位是云南南传佛教僧人。先后学成归来的年轻僧人成为弘法利生的中坚力量，为云南南传佛教的传承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诚然，除了由佛教团体选送到南亚东南亚留学的僧侣之外，亦有僧人自发到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跨境修学的情形。

3、外僧跨境住寺

“外僧”指的是外籍僧侣，有缅甸籍、泰国籍和老挝籍，主要是缅甸籍僧侣。由于云南境内僧才不足，不能满足信众宗教生活需求，由信众聘请外僧跨境住寺，有的担任佛寺住持，有的跟随师父住寺。据调查统计，西双版纳州有外籍僧侣300多人，德宏州有缅籍僧侣100多人，临沧市有缅甸籍僧侣60多人，普洱市孟连县有外籍僧侣100余人。除了外僧跨境住寺之外，云南境内僧人亦有跨境到缅甸木姐、南坎等南传佛教寺院担任住持的情况。本文客观考察僧侣跨境互动，至于外籍僧人跨境住寺的利弊问题，兹不赘述。

（二）南传佛教信众跨境交流

1、信众跨境朝圣

在整个南传佛教文化圈内，泰国素有“千佛之国”之称，而缅甸蒲甘则号称“万塔之城”，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亦有不少闻名东南亚的佛迹圣地，这些圣地吸引着佛教信徒跨境礼佛朝圣。云南傣族信众每年都会自发组织赴东南亚的泰国、缅甸佛教圣地跨境朝圣。同时，云南普洱市景谷县有26处“佛迹”，殊胜罕见，被誉为“佛迹圣地”，每年都吸引着大批东南亚信众跨境朝拜，2010年曾有三批共计400多人的东南亚佛迹朝圣团跨境朝圣，泰国南传佛教高僧祜巴温忠和缅甸景栋高僧祜巴阿亚坦曾到景谷并对佛迹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无疑是东南亚佛教界对云南景谷佛迹圣地的最大肯定。

2、信众跨境赕佛

信众的跨境交流还表现为在中缅边境地区南传佛教仪式活动中的交流与互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缅边境地区的南传佛教交往日益频繁。以西双版纳打洛镇与缅甸小勐拉同源傣-掸族之间的南传佛教跨境互动为例，2000年，打洛镇傣族信众出境参加南传佛教赕佛活动人数达5000余人之多,而境外掸族信众入境参加赕佛活动的人数亦多达6000余人。

总之，以同源傣-掸族系文化互动为通道，以南传佛教节日为载体,如雨安居、泼水节、赕塔、赕坦等仪式活动, 在现实场域中，中缅边境地区南传佛教信众频繁地跨境交流互动。

（三）南传佛教团体跨境互动

南传佛教团体的跨境互动主要表现为中缅边境地区南传佛教团体的交流互访，这种互动是双向的，旨在增进理解，巩固传统友谊，促进交流与合作。

1、云南南传佛教团体的跨境互动

云南南传佛教团体的跨境互动包括以佛教团体的形式跨境参访、参加佛教论坛或佛教仪式等交流活动。例如1996年，中国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刀述仁作为代表团长，率汉传、南传、藏传佛教代表团一行18人到泰国参访，拜会泰国僧王、文化部宗教厅、华人佛教团体以及主要佛寺。2003年7月，以刀述仁会长为团长，南传佛教僧人都龙庄、都罕听等为成员的中国佛教护侍团护送佛指舍利到泰国供奉。2005年10月，云南省佛教协会以刀述仁会长任团长，组成86人的迎请团赴斯里兰卡迎请三棵圣菩提树苖到云南安奉，斯里兰卡花园派大长老、阿斯羯利派大长老和佛牙寺大臣三大佛教领袖护送圣菩提树到云南，这一佛教盛事是中斯两国佛教界承前启後，开创未来的一个新起点。

2、东南亚南传佛教团体的跨境互动

东南亚南传佛教团体的跨境互动包括以南传佛教团体形式跨境进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参访、布施、参加佛教论坛或佛教仪式等交流活动。例如， 2010年11月3日，为纪念中泰建交35周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主席、泰国红十字会秘书长鹏·旺纳麦提一行受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陛下的委派，到西双版纳总佛寺捐赠佛像和布施袈裟。2012年12月12日，云南省西双版纳总佛寺隆重举行大雄宝殿、僧寮福顺楼和鼓楼落成开光庆典仪式，来自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泰、缅、老挝等九个国家的佛教代表团共襄盛举，标志着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佛教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13年6月7日，中国佛教协会在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边境姐告口岸隆重举行赠送缅甸三尊佛牙舍利等身塔恭送法会。缅甸宗教部副部长貌貌泰亲率宗教部官员和缅甸数十名高僧随彩车进入姐告口岸恭迎佛牙舍利等身，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祜巴龙庄勐、北京灵光寺方丈常藏大和尚等高僧共同主法，缅甸高僧与我国南传佛教僧人和汉传佛教僧人分别诵经祈福，共续中缅两国佛教传统法谊。2015年11月，云南临沧市佛教协会和瑞丽市佛教协会分别举办“中缅边境南传佛教文化交流会”，来自缅甸南坎、木姐、腊戌等地佛教代表团与云南南传佛教团体交流互动，共话遵循佛陀教导，利乐有情，共续传统法谊。

（四）南传佛教经典跨境交流

首先，随着巴利语系佛教从泰国、缅甸向云南傣族地区的互动和传播，巴利语三藏经也随之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迄今保存着一部基本完备的巴利三藏，这套巴利三藏使用的是老傣文，这种文字最初是为了满足抄写佛经的需要由孟文、缅文演变而来的。依据刀述仁先生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一文中对现存傣文佛经的介绍，将傣文巴利三藏和流传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巴利三藏进行比较，以便理解二者的异同。总体而言，傣族地区以巴利三藏为主体的佛教经典与南传诸国传布的佛教经典并无二致，仅在细微之处稍有差异。

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云南南传佛教团体与东南亚南传佛教团体的交往以及双方僧人的交流互动，泰文三藏经和缅文三藏经也流动到云南傣族地区，云南南传佛教有的佛寺保存有完整或部分泰文、缅文三藏经典。

再者，在当代中缅南传佛教界高僧大德的推动下，一部分缅文佛经和拉丁字母转写的巴利文佛经逐渐流入境内并被转译为中文，诸如玛欣德尊者编译或译述的《阿毗达磨讲要》、《比库巴帝摩卡》、《上座部佛教修学入门》、《上座部佛教念诵集》、《沙玛内拉学处》《沙门果经》讲义、《止观法要——<中部.八城经>》讲义、《大护卫经》等等，让更多的人得以一窥南传巴利三藏的堂奥。

同时，云南集政界、教界和学界之力，历时九年搜集整理翻译的《中国贝叶经全集》，是对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典籍的一次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共有139部贝叶经卷本，为贝叶经原件扫描、老傣文、新傣文、国际音标、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六对照”的佛经版本，亦通过不同的渠道跨境流动到泰国、缅甸泰-掸族系之中。

历史证明，在云南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史上，南传佛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是云南南传佛教通过与南亚东南亚南传佛教从未间断的交流而永葆其内在的生命力和活力；二是共同的佛教信仰架设了中国云南与南亚东南亚文化交流的桥梁，增进了彼此的理解和互信，使得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人民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三是在上千年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中，佛教经典、语言、天文历法、医学以及佛教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也随之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人民之间相互交流并发扬光大。可以说，云南与南亚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双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

通过追溯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背景，梳理历史场域和现实场域下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其呈现出来的几个鲜明特点：

其一，交流的历时性

在南传佛教传播发展史上，不论是南传佛教从泰掸族系地区源源不断地进入云南傣族地区，还是历代僧侣为了法脉传承所做的诸多努力，南传佛教在傣泰族群间的跨境交流互动绵延不绝，显现出历时性特点。尤其是云南和东南亚南传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从阿连亚洼西、叭龙咯涛宰山、召蒙·玛哈库、松领·阿戛牟尼、祜巴西唯差等，到当代的祜巴龙庄勐、祜巴香腊、祜巴温忠等，他们作为南传佛教文化的传承者，前仆后继，坚持不懈行进在弘法利生的路上，以其独特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云南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

其二，交流的内驱性

从宗教史学视野而言，世界性宗教具有突破一定地理空间和信仰群体限定，主动向外传播和发展的特点，南传佛教也不例外。云南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既是信仰主体的宗教诉求，也是南传佛教自身传播运动的内在驱动。可以说，南传佛教内驱性客观上驱动着南传佛教的跨境交流互动，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形成的过程就是南传佛教在傣泰族群中跨境播布和交流的过程。

其三，交流的文化性

族群认同建立在血缘和文化基础之上，尤其强调族群的文化特质。傣泰族群虽然跨境而居，然而共通的语言、共同的节日、共同的历史记忆，加之共同的信仰纽带，使得中缅边境地区地区的南传佛教跨境交流互动表现出对傣泰族群文化高度认同的鲜明特点。相应地，族群文化认同在长期的南传佛教信仰在跨境交流互动中又得到了不断深化。因此，南传佛教的交流互动，互动的是信仰，也是文化。

其四，交流的双向性

云南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不是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具有双向性交流特征，是“宗教互动”的一种类型，这种交流并不是宗教信仰的转变，而是在同一族源群体中的双向流动，即在傣泰族群中自然流动，信徒的宗教归属依然是南传佛教，属于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通过这种双向性的交流互动，可以进一步维系和强化傣泰民族文化圈内的南传佛教文化系统。

其五，交流的民间性

在现实场域中，南传佛教的跨境交流互动存在诸多方向，然而不论哪个方向，中缅边境地区南传佛教的跨境互动都秉持着民间文化交流的性质和特点。南传佛教作为一种跨国界、跨民族的精神力量，可以为我国公共外交提供平台和通道并发挥独特的“文化外交功能”和“民间外交功能”，通过南传佛教的跨境互动促进中国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民间文化交流。

余论

综上所述，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既是跨地域的地理性互动，又是跨民族的文化性互动，而南传佛教文化交流互动的驱动力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南传佛教传播运动的客观内驱力，南传佛教自身的传播特性自然驱动着南传佛教源源不断地跨区域播布互动；二是信仰主体的主观宗教诉求，南传佛教的信仰主体自觉主动地推动着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的跨境交流；三是同源傣泰族群经济文化交流为南传佛教的跨境交流提供了载体和通道。正是上述三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云南与东南亚傣泰族群南传佛教的跨境交流互动源远流长而意义深远。

追古抚今，随着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日益深化，云南南传佛教在国际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亦备受瞩目。南传佛教作为一种跨国界、跨民族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提供思想资源，而且还可以为我国公共外交提供平台和通道，南传佛教在增进南亚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和互信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是其他公共外交手段难以替代的。毋庸置疑，南传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天然的文化纽带，我们可以依托这一共同的文化因子在该区域的亲和力，充分发挥南传佛教所具有的“文化外交功能”和“民间外交功能”，通过南传佛教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民间文化交流，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