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南传佛教佛寺现状：空寺率高 僧才锐减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捧镇勐润村金碧辉煌却大门紧闭的村寨佛寺。 章立明摄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户撒乡芒旦村佛寺的缅甸僧人。 张振传摄

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市、临沧市、保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等边境地区，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佤族等同胞，这些跨境而居的民族或全民或部分信仰南传佛教，南传佛教信仰在该区域内的民众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南传佛教流传的地区中，中国籍僧侣、外籍僧侣和信众骨干分别充当佛寺的管理者，他们对内承担着服务信众、稳定边疆的重任，对外发挥着民间外交和文化外交的功能。因此，他们的现状应得到应有的重视。

人数不断减少的僧侣

根据寺院等级、僧侣入寺时间和宗教修为等方面，南传佛教把僧侣的教级划分为8级，在村寨佛寺的是 帕 （沙弥）和 都 （比丘）两级，俗称小和尚和大佛爷（二佛爷），其中大佛爷要综合管理佛寺的各项事务，包括教授小和尚经文、主持佛事活动、与信众进行沟通交流等，二佛爷作为助手，可以协助大佛爷工作。

1953年，西双版纳有佛寺465所，其中 都 683人， 帕 4300人，平均每寺10.7人。此后经过 文革 的巨大冲击，佛寺大多被拆毁或者废弃，僧侣被遣散回家还俗，僧侣人数一度下降到了最低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实施，多数被毁的佛寺开始陆续修复或者重建。到1991年，西双版纳有佛寺526座， 都 646人， 帕 6833人，平均每寺12.7人。2007年，全州佛寺共有577所， 祜巴 以上的长老19人， 都 891人， 帕 3505人，平均每寺7.65人。不过，到2012年，驻寺僧侣人数有所下降，1600余座寺院僧侣只有近万人，平均每寺为6.25人。

与此相关，近年来， 有寺无僧 的空寺现象已经屡见不鲜。这些空寺实际上处于关闭状态，只有在重大宗教节日才开门让信众入寺礼佛。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西双版纳州的585所佛寺中，空寺有110处，空寺率为18.8%；德宏州的520所佛寺中，空寺有471处，空寺率为90.1%，其中芒市的空寺比例率最高，为98.2%；其他如普洱市和临沧市的空寺率也都在40%左右。

由于南传佛教流传地区出家的人数锐减， 帕 的数量与1991年相比下降了近一半，愿意终身出家且佛学造诣高的僧侣人数已经严重不足。近年，云南省各级宗教事务部门开始通过兴办佛学院，外派僧侣前往南亚、东南亚佛教国家留学等方式，探索南传佛教的僧才培养模式。

数量不详的外籍入境僧侣

在南传佛教流传的地区，每年的关门节至开门节期间共有3个月。除了关门节和开门节当天要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外，每隔7天至8天，村民们都会举行小型佛事活动。如果没有僧侣专职主持，会给当地信众正常的宗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佛寺开始接引外僧入境主持，以解决 有寺无僧 的问题。如德宏州户撒乡延请了缅甸僧侣入主佛寺。到2015年，户撒乡开放的7所寺院中，6所寺院的僧侣均来自缅甸。

西双版纳、临沧等地的佛寺中也有数量不等的外籍僧人。如西双版纳有95人，临沧市有60人。这些僧人既有能够主持佛事活动的大佛爷或者二佛爷，还有普通僧侣。

由于云南与缅甸、老挝等国山水相联，边疆民族频繁迁徙流动，再加上同属南传佛教流传区域，当地信众具有旺盛的宗教需求，这些都为跨国流动的僧侣在当地生存下去提供了可能。但是，大量外籍僧侣出现在云南省的村寨佛寺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现象。当然，他们也不能参加由官方提供的各种社会活动。

云南边境地区普遍实行的是边民证制度。不过，由于南传佛教僧侣在边境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因此，云南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在对境外人员行使管理权时，往往也会对僧侣格外优待。如户撒乡公安派出所会定期清理境内滞留的境外人员，非法滞留的可能会面临被遣送的危险，但是缅甸籍僧侣却很少会被检查。

对于这些入境的外籍僧侣，地方政府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办法，各地民族宗教事务部门没有形成管理上的统一规定。如陇川县规定，凡缅甸籍僧侣到境内佛寺担任住持的，在入境时报备登记即可，县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将他们的基本信息制作成一个花名册，但之后对这些外籍僧侣如何监管，当地政府并没有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而西双版纳边境一带的村寨，在邀请境外僧侣入主本村佛寺时，只需要向乡（镇）佛教协会缴纳一笔 保证费 ，保证这些僧人在境内恪守法律，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随着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过程的推进，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与云南的16个跨境民族形成地缘、血缘和族缘关系，共同信仰的南传佛教是彼此了解和交流的纽带。外籍僧侣是我国开展多层次外交的对象，发挥他们民间外交家的作用，有助于促进东南亚各国与我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

然而在现实中，入境的外籍僧侣大多没有边民证、护照或签证，不能乘坐国内火车、飞机和长途汽车等交通工具，也不能入住旅馆和酒店，客观上限制了他们认识中国。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边境管理制度，让入境的外籍僧侣拥有合法流动的证件，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作为民间外交和文化使者的积极作用。

信众骨干

南传佛教寺院与汉地佛寺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以建在村寨中的基层佛寺为主，采取信众供养并为其提供宗教服务的方式运行，在历史上形成了 村村有寺塔 和 家家有男童出家 的浓郁宗教氛围。可以说，大量存在的村寨佛寺正是南传佛教运行的坚实基础和特殊性。

在这些村寨佛寺里，除了职业僧侣外，管理者中还有一群扎根村寨、服务村民的信众骨干。这些骨干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如西双版纳傣族称 波章 ，德宏傣族称 贺路 ，德宏阿昌族称 奘德嘎 ，以及临沧佤族称 安章 。这些信众骨干有的具备佛学修养（如曾经做过大佛爷），有的宗教虔诚度高（如获得 巴嘎 及其以上称号），能在重要的佛事活动中为信众讲经说法。此外，他们还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如筹措资金修缮佛寺，带领信众走访邻村佛寺，安排接待邻村来访的信众等。虽然这些管理者本身是没有任何经济报酬的，但是他们能得到信众们的尊敬和礼遇。

一般入境的外籍僧侣由于在中国生活有着诸多不便，他们会在三五年后离开，村民们就需要不断去境外请佛爷。而由信众骨干来管理本村佛寺可以降低对外籍僧侣的依赖。

通过信众骨干来管理佛寺的做法完全是村民们自发选择的结果。因此，各级佛教协会或者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往往不重视这些撑起村寨佛寺半壁江山的管理者，忽视将他们纳入常规的培训、为他们提供学习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机会。如2014年和2015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分别在芒市和景洪举办两期南传佛教宗教人士培训班，就没有包括信众骨干在内。然而，这样的机会对信众骨干却非常必要，因为他们能有效地缓解对外籍僧侣入境的需求，同时提高村寨寺院的管理水平和质量，更好地满足当地信众基本的宗教需求，促进南传佛教的健康发展。

原标题：南传佛教佛寺管理者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