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教法有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之分,以世间法为善巧,出世间法为究竟。所以,佛教并不是一味强调追求出世解脱而不问世间俗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更重视世间法,因为不通过世间法的修习实践,就不可能实现出世解脱的目的。
佛教对于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安定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重视,佛陀曾多次教导频婆娑罗、波斯匿、阿闍世等印度名王如法修身治国,推行民主法治,以十善导民,使人民丰衣足食、社会祥和安定。在佛教教义中更是强调佛弟子要报答国家恩,要努力去庄严国土,护国救国等,蕴含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
一切大乘经典,都具备护佑国土民众的殊胜功德。其中,《金光明最胜王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被称为“护国三经”。
特别是在《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四天王护国品》中,谈到了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佛弟子如何护国的问题。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佛陀为波斯匿王等印度十六国王详细地讲说了如何护国之方法,明确地指出: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所有佛教徒都应举行法会,读诵经典,参与护国救灾工作。所谓“护国”就是守护、爱护、护卫国家的意思,佛教的护国思想就是现在所提倡的爱国主义精神。
《梵网经》说:“若疾病、国难、贼难……应读诵讲说大乘经律,斋会求福。”在国难当头之际,佛教徒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如举行祈祷法会,读诵讲说大乘经律,设斋求福等宗教仪式积极参加护国救难运动。这些无不说明佛教徒并不是要人忘记国恩,只顾自己的修持,而是要他们守护自己的国土,热爱自己的祖国。
佛陀在其他各种经典中也经常教导弟子们,要“对国言忠,对亲言孝,对子言慈,对友言信”,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万行,在在处处都是要人先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进而再修出世之法。
我们从佛陀的言传身教中也可以看出,他并非只管出世间的山林隐士,而是一位极度热心于济世导俗的法王,也是一位孝敬慈亲的孝子。他虽然辞亲割爱,出家修道,但当他得道成佛时,并未忘记报答亲族国恩,而特意回国探望亲属,为之说法。后来佛父净饭王病危,佛陀再度回国为父王说法送终,亲自扶棺送葬,尽了人子之责。
在国家观念上,佛陀是一位强烈的爱国者。他成道之后,经常在外游化,很少回到自己的祖国迦毗罗卫。然而,当他得知自己的祖国受到外族攻击的时候,毅然前去阻止。虽然最终没能挽救祖国灭亡的命运,但他尽了作为一个国民的最大责任和努力。
据《增一阿含经》记载: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即位不久,向迦毗罗卫国释迦族求婚,释迦族认为波斯匿王是婢女所生,出身低贱,不配与其通婚,但又不敢得罪于他,于是释迦族的摩诃男便采取了两全其美的办法,让一名婢女冒充释迦种姓嫁与他。波斯匿王不知就里遂立为第一夫人,生子名毗流勒。毗流勒长大后,有一次到迦毗罗卫国做客时,释迦族童子取笑戏弄他是婢女所生。毗流勒得知真相后感到奇耻大辱,发誓非要灭掉迦毗罗卫国报仇不可。
后来,毗流勒即位,号琉璃王,发兵去攻打迦毗罗卫国,消息传到佛陀的耳朵里,佛陀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便以大无畏的精神,一个人出现在琉璃王军队必经的大路上,结跏趺坐在一棵枯树下,任由烈日暴晒。琉璃王看到佛陀坐在路旁一株没有枝叶荫蔽的舍夷树下时,便下车向前问讯道:“尊敬的世尊,有许多枝叶繁茂的树,您为什么偏要坐在这棵不能荫蔽的枯树下呢?”
佛陀回答说:“祖国和亲族的荫蔽,胜过所有的荫护,你现在要消灭我的国族,我不是成了一个没有荫蔽的人了吗?我坐在树下享受那短暂虚幻的荫凉,又如何能止息我内心失去国族的哀痛呢?” 琉璃王听了佛陀的话,有所感动,立即退军。
琉璃王第二次进军时,又见到佛陀坐在枯树之下,同样问道:“更有好树,不在彼坐,世尊今日何故在此枯树下坐?”佛陀答道:“亲族之荫,胜外人也。”并说偈曰:
亲族之荫凉,释种出于佛;尽是我枝叶,故坐斯树下。
琉璃王听后,又一次撤军。琉璃王第三次进军时,由于严密封锁军事行动的消息,最终灭掉了迦毗罗卫国,屠杀了许多释迦族的人。佛陀得此消息时,心中非常悲哀,头痛多日,对祖国的沦亡深感痛心。国亡城破后,佛陀亲率弟子们回到祖国看望被琉璃王残害的五百位释迦族妇女,说法抚慰,表现出炽烈的爱国爱民之心。
佛陀的这一爱国事迹,深刻地教育着他的弟子们,要时刻维护自己的祖国,为佛教徒热爱自己祖国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抗战时期,僧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心存“天下兴亡,匹夫有则”的民族情怀,同时秉承着佛陀“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慈训,“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谱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太虚大师当时身为佛教领袖,他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
太虚大师撰文: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国土、残害我国同胞的时候,弘一法师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他那种保国护教,凛然不屈的精神,不能不使听者为之动容。
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法师提议大众每日礼忏两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济灾民。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虚云法师乃将诸方善信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悉数交与政府以作赈济灾民之用。
外敌辱国,佛教界人士紧紧依据佛教的义理,诠释民族大义护国,对日本的侵华行径进行了分析和批驳,与全国其他各阶层力量结成广泛而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战时佛教形态。这一光辉历史,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佛教是一个慈悲的、善恶分明的宗教;爱国的、入世的宗教;契机的、与社会相适应的宗教以及爱好和平的宗教。
历史上佛教始终把护国作为自己的宗旨之一,把“帝道遐昌、皇图永固”作为理想的目标,把“报国土恩”、“报国主恩”作为佛教教义的重要内容,主动而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难当头之时,更能够为国家着想,始终保持既爱国又爱教的优良传统。
佛教提倡出世必先入世,主张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大力弘扬慈悲济世的菩萨精神,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服务。
东晋高僧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一语道破了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政治对宗教的扶助,二是宗教为政治统治的服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包括佛教徒在内,祖国是自己出生的热土,是哺育自己成长的故乡。自古以来,人们把祖国比喻为母亲,家乡的黄土割不断游子的思念,出门再远也要回家,飘流在外,最终也要回到生于斯、养于斯的祖国。唐代西行求法高僧玄奘大师留学印度17年之久,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但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最后还是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永远是每一个人的心灵归宿。如果仅有信仰而没有祖国的人,就像一片浮萍,没有根基,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所以佛陀特别强调祖国和亲族的荫蔽,胜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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