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馆藏故事：幸运的《赵城金藏》

李济宁

1933年，当范成和尚在陕西、山西协助“影印宋版藏经会”调查佛教大藏经的时候，听说赵城县（新中國成立后歸屬洪洞縣）广胜寺有大藏经数千卷，范成和尚遂追寻线索，来到广胜寺，对这部大藏做了粗略的考察。当时，他还在民间收到一些零-星散出的经卷。消息传出，1934年10月，支那内学院派遣蒋唯心到广胜寺调查情况。

赵城县地处晋东南，广胜寺位在赵城县东南四十余里的地方。寺分上寺、下寺两处，上寺有八角十三层密檐砖塔，称“飞虹塔”。

赵城县地理位置偏僻，蒋唯心一路奔波，乘小舟渡过黄河的时候，浪涌舟横，撸楫失效，惟能听其漂流。好不容易上得岸来，又失足落水，耳目中尽皆泥沙，竟至后来数十日不愈。当他来到广胜寺的时候，但见寺院“门庭启闭，一任过客，荒落极矣”。

蒋唯心来到上寺，见经卷全部收存在弥勒殿的六个大经橱中。经橱内部纵向分四行，每行上下叠置七箧，箧内四格，各放置经卷一帙，每帙大约十卷。蒋唯心就住在大殿近处，请两个僧人帮助，前后四十余日，将大藏全部展阅一遍，逐卷做了记录，当时记录的数字达到4957卷。这年的12月，蒋唯心回到南京支那内学院，撰写了著名的《金藏雕印始末考》，刊载在《国风》杂志第5期。1935年，他的文章又印制了单行本，由支那内学院发行，并附多幅《赵城金藏》的图版。

《赵城金藏》的消息公布以后，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国内、日本，都相继报导发现经过，并介绍其罕见的史料价值。因为这是一部过去不被学术界知道的大藏经，上海影印藏经会便联系拍摄了其中一些过去其他大藏经未曾入藏的经典，于1935年影印成《宋藏遗珍》发行。

由于这部大藏经是金代雕刻的，故蒋唯心依照学术惯例，命名其为《金藏》。又因为是在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学术界便称之为《赵城金藏》。

蒋唯心发现，这部藏经依照千字文编帙，自“天”至“幾”，共有六百八十二帙，由此推论，全藏当近七千卷。经为卷轴装，黄纸护首，朱漆木轴，每卷经首加装释迦说法图一幅，图的右上角刊“赵城县广胜寺”六字。整幅扉画的线条流畅有力，构图严整而疏朗，图中袈裟以粗黑线条表示贴边，使线条富有变化，增强了衣纹转折和立体感。

《赵城金藏》的许多经尾还刊刻了题记，这些题记对推测这部藏经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比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八十二题记载：“蒲州河津县第四都西毋村，施雕大藏般若经卷，都维那毋戬、维那王行者，助缘维那等毋忧、薛谨、毋弁、毋简……奉为报答龙天八部，四恩三有，法界众生，同成佛果。皇统九年已巳岁。”又如《佛说大乘智印经》卷第五的尾题后，刊“大定十三年三月日藏经会下重雕造”两行。据此，蒋唯心推断《金藏》的刊雕年代时说：“此经原刻自皇统八九年至大定十余年，前后三十余载，以晋西南隅为中心，由私人募资，于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刻成之，固毫无疑义。今正其名为《金藏》可也。”

现在经过学术界的研究，证实了蒋唯心的推论是正确的。史书记载，《金藏》的发起者为潞州长子县百姓崔进之女法珍，她幼年即好佛教。十三岁时，为做功德，断臂化缘雕造佛教大藏经。法珍募缘刊经的过程中，得到晋东南等地区广大信众的支持，许多善男信女舍家产、卖儿女助缘刊经。更有甚者，为表示对佛教的虔诚，燃臂燃指，刳眼割肝。这样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方始刊成。刻藏地点就是金代解州的天宁寺，由开雕大藏经版会主持雕藏事务。大定十八年，法珍将大藏进贡朝廷。皇帝敕令中都左右街十大寺院僧众，香花迎经。法珍被赐许出家为尼。大定二十一年，法珍又将所有经板运到中都，共计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三板，六千九百八十卷。大定二十三年，法珍被赐紫衣，法号弘教大师。

《赵城金藏》的版式为上下单边，一版23行，行14字，每版版端小字刊雕经名简称、卷次、版片号、千字文号。部分经疏和经录的版式有所不同。《赵城金藏》的版式继承了《开宝藏》的特点，这一点，在部分经卷的题记中也得到了证实。比如《佛说宝雨经》的题记：“大宋开宝六年癸酉岁奉敕雕造。”《法苑珠林》卷第一的卷尾：“大宋咸平元年奉敕印，编录通慧大师赐紫沙门臣昙胜校勘；内品监印经院臣陈景崇；内侍殿头高品勾当印经院臣郑守为。”题记中保留的宋代年号有开宝、咸平、天圣、绍盛等，这些都是覆刻《开宝藏》的遗迹。

金藏每卷前有释迦说法图一幅，整幅图线条流畅有力，构图严整而疏朗，图中袈裟以粗黑线条表示贴边，使线条富有变化，增强衣纹转折和立体感。

在全部的大藏中，还包括了一批元代补版。《赵城金藏》在元代时期曾经多次修补经板，那幅著名的扉画，即雕刻在元代时期。广胜寺僧人到大都请印经卷后，运回赵城县，在庞家经坊加配扉画并拓裱装帧成现在的样子。这部大藏中还配补了一批明代补抄的经卷。

《赵城金藏》在当地百姓的眼里，视其为吉祥物，有的百姓拿它来镇宅，有的拿它来做药引、有的拿来糊窗户。这样，个别经卷陆续流散了出来。当年在北京的古书铺子里，就曾经卖过一些。在抗日战争前后，北京图书馆已经陆续收到192卷。其他图书馆和私人，也曾有收到。

抗日战争中，广胜寺一带是游击区。1938年2月，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据日军占领的道觉村仅一公里。

为了大藏的安全，寺里的僧人将全部经卷转移到“飞虹塔”内封存。1942年春，日军提出，要在旧历三月十八日当地庙会期间上塔游览。《赵城金藏》的安全受到威胁。寺里派人报知八路军赵城县抗日政府。太岳区第二地委获悉情况后，立即向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军区司令陈庚、军区政委薄一波做了汇报。区党委将情况上报中央，不久，延安转来电报，批准同意抢救《赵城金藏》。经过周密部署，4月27日夜，太岳军区和县游击大队在群众和广胜寺僧人的支持下，将《赵城金藏》连夜转移，4月28日清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亢驿村。不久，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转移，全部经卷装在包袱中，由马驮人背，与敌人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反扫荡战斗结束以后，经卷运到沁源县太岳区委驻地，后来又转移到该县一座废弃的煤窑中。由于煤窑矿洞渗水潮湿，部分经卷受潮发霉，黏结成一根根碳棒似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赵城金藏》交由北方大学保护。但是1946年国民党进攻平汉线，北方大学转移到山区，经卷遂全部转移到河南太行山区的涉县，存放在温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同志派遣张文教同志随行看护。在保护经卷的过程中，张文教同志劳累病倒，经卷遂由太行行署代管。1949年1月北平解放以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指令，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电令将《赵城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4330卷又九大包《赵城金藏》在北方大学张文教同志的护送下，运抵北平。

1949年5月14日，北京图书馆举办《赵城金藏》的展览并举行座谈会，对这部大藏的情况做了介绍，对修复方案做了论证。《赵城金藏》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在有关单位和人士的支持下，修复人员和修复材料得到全面保证。经过十七年的修复，《赵城金藏》的修复保护工作全面完成。同时在馆方的努力下，散佚的经卷陆续收回。新中国成立以来，本馆又得到许多私人收藏家的支持，将他们收藏的经卷捐赠给北京图书馆，这批数字达到159卷。

今日除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金藏》达到4813件以外，国内主要图书馆和博物馆也有收藏，海外公私藏家亦有收藏。今天，《赵城金藏》与《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敦煌遗书》一起，被视为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的四大镇库之宝。

从1984年开始，在任继愈先生主持下，中华大藏经局以《赵城金藏》为底本，整理并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使稀世珍宝《赵城金藏》得以广泛流传。